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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行业作为一个大的新兴的前景行业已经给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信息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及前沿信息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方面的实力和产业水平，因此数字媒体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了支持数字媒体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和业界都种新媒介文化品格和内涵，与传统的媒介文化异同在哪。产品定位为学术专著。 ； ； 本书是一本关于数字媒体的文化研究，详细探讨了对数字文化的核心概念、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受众体验。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数字文化的核心理论概念的阐述，数字时代的政治信任、隐私安全、信息沟、身份认同、社群空间等都有异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征，并且学习到问题的阐述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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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信息时代的不断进步，数字媒体行业作为一个大的新兴的前景行业已经给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信息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及前沿信息技术研究和集成创新方面的实力和产业水平，因此数字媒体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了支持数字媒体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和业界都种新媒介文化品格和内涵，与传统的媒介文化异同在哪。产品定位为学术专著。 本书是一本关于数字媒体的文化研究，详细探讨了对数字文化的核心概念、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受众体验。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数字文化的核心理论概念的阐述，数字时代的政治信任、隐私安全、信息沟、身份认同、社群空间等都有异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征，并且学习到问题的阐述角度和思路。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大卫·梅钦(David Machin)厄勒布鲁大学教授，《社会符号学》与《语言与政治》两部期刊的联合编辑，在批评话语分析与多模态研究等领域发表了多篇力作
莉迪亚·波尔策(Lydia Polzer)，特约杂志设计师、记者、摄影记者，在英国布鲁内尔伦敦大学教授杂志的设计、编排与生产，她的纪录片摄影曾在伦敦展出，并为报纸、书籍、期刊等多种媒体报道与收录。
译者简介
晏 青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媒文化、影视艺术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篇。历获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中国广播电视论文二等奖等奖励，合著2部，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出版文学作品1部。
目录
目录
第七章数字身份·············· 141
一、思考的对象：早期互联网研究和
后结构主义·······················144
二、个人首页与个体的再中心化··146
三、个人博客，个体化与自我
媒体评论
评论
前沿
丛书总序
这是一个新兴媒体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二十多年，见证了网络社会的异军突起。“互联网 ”计划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新媒体的增长空间。截至2015年6月，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趋近50%，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七成。作为对比，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保持在六成以上，从理论上说，如果电视机全部消失，对城市的影响已不太大，尽管还是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乡村地区的收视需求；同样，如果报纸全部消失，对大部分读报人口来说影响也不太大，尽管其阅读体验可能会下降不少。互联网和手机对于传统报纸和电视的替代性，越来越强。只要有手机在，没有报纸的日子并非难以忍受；只要有电脑、平板电脑和互联网，没有大屏幕彩电的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人们对移动和社交的迷恋，甚至已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症候”。新媒体，正在成为人体的新延伸。
曾几何时，世界上最大的免费物品是空气和阳光，如今可能就要数互联网上的信息。网络信息的市场均衡价格，近乎为零。当然，免费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免费带动付费，以至于数字经济蓬勃、野蛮生长。专业机构和众包生产参差不一的内容，一起被投进了免费的染缸，难分彼此。在报纸的黄金时代，读者挑错的来电来函络绎不绝。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对低劣信息的容忍度却增加了，见猎心喜，愿意忍受免费、新奇而营养价值或许欠奉的内容。总之，文明虽终将驯化野蛮，野蛮却正在征服文明。互联网以及整个新媒体家族，作为巨大的分布式的数据生产、复制工厂和推送、分享空间，具有一种吞噬性的力量。几乎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迅速数字化。这样一种近乎“黑洞”般的传播能力，使得任何单体的模拟制式的传播者黯然失色。新媒体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内容、娱乐和各种各样的应用市场。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互联网以及新媒体世界的控制力，掌握在技术取向的大型平台和超级运营商的手中，这些大型平台和超级运营商，如谷歌、苹果、百度、腾讯、阿里等，逐渐囊括了信息聚合、信息储存、信息搜索、社交娱乐、地理位置服务、数据挖掘、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环信息经济圈。新闻，只是它们的副业之一。
技术相对于内容的霸权，在目前这一信息技术革命不断升级的阶段是相当明显的。但是，人类社会终究由人们的认知、心态、想法、观念所主导，而非技术
IV 数字文化精粹的奴隶。移动终端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优越感和幸福感而已。好的内容，优质的新闻产品，始终有它的独特价值，并且能够在技术标准逐渐成熟后，再一次恢复自己的崇高声望。因此，技术不可或缺，内容也依然重要，它们彼此纠缠。计算机科学技术不等于新媒体的全部，新媒体传播的理论和应用，仍有许多独特的规律等待人们去探求。大致说来，用户对新闻信息需求的核心本质，是对周围环境和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消除，相关联地，也包括交流和娱乐。如果人性不变，那么需求会长期存在。至于满足需求的方式、介质，新传播技术正在并还将创造出很多种可能。看起来，新媒体传播与传统新闻工作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取决于一个个睿智头脑的即时生产，标准化作业即使有，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语言的隔阂、用户的地缘兴趣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决定了行业的规模边界。但是，机器人对人工操作的取代，在财经、天气等领域已初显身手。智能化技术将会解决很大一部分初级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问题。技术的含量，与内容、产品、营销等类目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至少需要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与此同时，新媒体传播的理论和应用，也对深化和拓展传统新闻传播学的地盘提出了新要求。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互联网的出现承接、替代了媒体的功能，而不是媒体创造了网络。媒体是网络时代的追随者，是数字革命的后知后觉者，媒体恐怕做不到掌控网络的命运。互联网为各种各样的企业提供底层平台，也推动了商业、教育、娱乐和新闻信息等应用平台的成长。具有强大商业能力、创新能力的企业，乃是网络时代的弄潮儿。当媒体汇入了互联网的洪流中，意味着新闻行业就像文艺复兴之后的教会一样，必须适应这一商业化和世俗化进程，意味着新闻业的变革成为必然。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回应，新媒体传播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需。当然，人们不应忘记，渠道越发过剩，数据越发富集，信息越发泛滥，而优秀的产品始终稀缺。这是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和命脉所在。鉴于时代的新变化和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我们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又一次携手合作，瞄准世界前沿，组织了一套“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应用精品教材译丛”，以飨国内的读者。前路漫漫而修远，求索正未有穷期。支庭荣绪 论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和万维网的世界里，难以相信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网络便从新传播技术前沿转变成为大多数人文化和日常生活里的普通构件。有些人曾对互联网持有乐观态度，例如，互联网代替广播媒介时代的被动主体，彻底地改变工作和办公室生活，激发积极性，吸引公民参与(Poster，1995)，或者代替社群、世界，甚至身份从线下社会的歧视中解放出来(Rheingold，1993)。
但是，当互联网成为发达经济里绝大多数人使用的物件时，他们会携入所有的习惯、倾向和偏见，成为整个社会的底色。因此，某种知识革命的乐观主义最初认为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但是其在结果的照耀下开始变得黯淡，因为我们的文化可能改变了互联网，而非相反。
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工作、休闲、社交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它不再具有独有的新颖性、独特性，或改造生活的潜能，但它的世俗性和普遍性赋予自身以价值。就意义而言，不是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而是它陷在我们社会持久的结构中。在线空间本身不再是与线下“现实世界”相分离的领域，而是完全融入现实生活。
这种融合仅仅通过移动技术的广泛使用而增强，尤其移动电话，其最新一代的产品能够让大多数人长时间地接触万维网以及我们的朋友、亲戚、老板等重要的人。数字文化现在不再只是坐在电脑终端面前，信息时代的研究正在改变，思考移动电视广泛使用和其他无线信息传播技术(ICTs)的“互联网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本书不仅关注“互联网研究”，它还是关于数字文化更宽泛意义上的著作，包括移动传播技术、博弈和互联网内外的技术主体(不一而足)。这都是为了说明更宽泛意义上的数字技术在更宏观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被运用。
技术解放
从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算起(这同样也是英国电视的“黄金时代”)， 在电视诞生几十年后的1975年，英国迎来了电视大众媒介时代，广受好评的文化理论家Raymond Williams写了《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一书，专门就电视作为英
国和美国文化生活的形式和实践来深入考察，他以一系列关于电视如何“改变”世界的陈述开始。
1. 电视的发明源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作为新闻和娱乐的媒介，它影响巨大，以至于改变了之前新闻和娱乐的所有媒介。2. 电视的发明源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作为社会传播媒介，它影响巨大，以至于改变了我们社会关系的机构和形式。3. 电视的发明源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作为电子媒介的内在属性，它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和对彼此、与世界之间的感知。4. 电视的发明源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作为有影响力的传播和娱乐媒介，它占有一席之位是源于其他要素，比如极大地促进物体的移动性，以及其他新近技术的发明，其改变了我们社会的规模和形式。5. 电视的发明源于科学和技术研究，作为娱乐和新闻媒介已发展成熟。它的发展无法估量，不但影响娱乐和新闻形式，而且影响我们一些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流程。6. 电视，作为科学和技术研究而发现的一种可能，以满足社会的新需求为目的被投资和开发，对集聚化的娱乐、观点集聚形成和行为形式而言尤其如此。7. 电视，作为科学和技术研究而发现的一种可能，以国内消费经济的一种崭新、有益的形式被投资和开发，其具有“家庭机器”的特征。8. 电视因科技和技术研究而成为可能，源于它本身的特征、开发利用、被动的突出要素中有着文化和心理的不足，这些不足一直都在人群中潜伏，但是现如今，电视已将其整合，并走到现在。9. 电视因科技和技术研究而成为可能，电视本身的特征和应用，服务并开发了一种新的、大范围的、复杂的社会需求。我之所以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么多，是因为我惊奇地发现Williams 列出的所有这些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可能第八点除外)，如今同样在互联网中出现，在1991年万维网(WWW)发明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已普遍存在。事实上，这些陈述已直接在本书的一些章节里有很明确的论述。强调这点是因为很多次我们都身处其中。新技术往往会引起对它们所带来后果的焦虑，对因特网和手机未来的潜力，现已有焦虑和乐观两种看法。但是，诸如电视(可能更多)、因特网、网络和移动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技术”，它们更是社会反应装置，是技术运用中多重结果的
针对身份问题，波斯特在这里提出反本质论的观点，即便如此，仍然被指责为技术决定论，通过身份的形成与“电子文化”中的电子技术的发展，暗示它们直接关联，鼓励多元身份的形成，或特定的某类人。读者批判性理解运行其间的此种逻辑很重要。
社会技术决定论
将爱迪生电灯泡的发明放在社会语境中揭示了技术、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另
一种关系，我们可称之为社会或经济决定论。Wiliams(1990[1975]) 认为技术在文
化和技术的被动关系之中，最后会被称之为“技术困境”。这意味着通过社会条
件创造环境而形成一种决定论，其间，技术可能被看做是社会进程中必要的副产
品，或者如William Ogburn 早期的技术社会学所揭示的，技术是必然的，能够赋
予社会环境正确的装置(Mackenzie 和Wajcman，1999：8)。从这个视角看，新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发展的必需品。这样看来，电灯泡发明本身就成为社会
广泛变化的征兆。特定时间、与“进步”更广泛的契合，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是有
迹可循的，如电灯泡的发明。
这个观点并不独特，在现代大众写作或学术写作中很普遍，但是在后人文主
义里，有关这个话题的争议达到高潮(见第九章)。未来主义者比如Ray Kurzweil
一般从进化论的语调表述社会进步。在《奇点来临》(2005)一书中，他认为奇点是
人类社会跳跃性的进步，未来必然会发生：人类进化过程中会有这么一天：技术
迅猛发展，人类自身将无法同步发展，机器的智慧将远超人类。不幸的是，在21
世纪40 年代，奇点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机器人之外不再有人类存在)，宇
宙最终转换到巨大的计算式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似于技术决定论。
Kurzweil看到的这些转变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必然会出现的划时代的阶段。
这些讨论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发明是基于必然，则跟发明和发明者本身关系
很小，与社会本身或者与构成社会的人关系也很小。这两者多少有些预设的“进
步”和“衰退”的意思。Kurzweil关于未来的观点表明，这些与新技术的发明
者，或者商业、政府和个人想要看到的无关，要发生的终将会发生。
技术的实施
在Williams 的观点里(1990[1975])，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困境论彼此攻击，它
家的资助。爱迪生是一个企业家，因此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搞发明，这种
环境为他发明技术提供路径，并且为他销售这种技术提供动机，(在已有汽灯、
油灯、蜡烛的竞争市场上)，市场有助于决定他发明的本质，因为电灯比汽油更
便宜、更安全，有助于他掌控最终应用的整个过程。科技绝不是一个独立的世
界，爱迪生的发明是通过一套社会和经济系统实现的。
马克思赋权的观点在第二章被论证得十分清晰，两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曼纽尔·卡斯特尔和大卫·哈维都讨论过信息时代的经济基础问题。哈维(1989)
提出，资本主义公司持续地通过开放新原材料(更低廉)市场、(更低廉)劳动力或
者新的消费者来寻找利润。对哈维来说，这些空间的实质是更关心涉及空间尺度
的扩张实践的运作，这些都会被携入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时间。
距离是空间尺度扩张所遇到的问题，它在穿越长远距离上费时很多(距离摩
擦)，“周转时间”(时间花在将原材料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最终卖给消费者获
取利润)的增加会缩短获利的时间。因此，资本主义公司总是寻找减少距离摩擦
的方法。比如，适时地将原材料选址、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拉得更近，能
够减少它们空间相隔的距离。新传播技术使其更快速地传播和变现，就像通过
时空压缩(Harvey，1989)提供接近一定类型的劳动力和新消费者，实现全球化。
Castells(1996/2000) 指出，通过时空压缩和空间流动可以实现实时传播的能力(见
第二章)。
基础、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
从时空压缩和空间流动的讨论中得知，数字传播技术作为基础设施系统能够
体现实践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基础设施是指基础框架、某组织或系统的基本设
施。基础设施是某些功能得以运转的基本设施。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职能的基本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企业
实践。基础设施有助于在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建立社会的上层建筑(文
化)，能够促进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马克思就以他惯常的写作手法阐述这个问
题，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的《不列颠在
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英国将印度开发作为经济企业，将转变对铁
路、通信系统等“现代”基础设施的创建：
(Meadows，2008) 描述的那样，在虚拟世界买卖化身符号的虚拟衣服，也没人会
期望菲律宾的手机基础设施会成为给上帝发短信的方式(Roman，2009)。同样，
信息通信技术的概念是作为一个被赋权(现在，应该感谢移动技术，无处不在)的
基础设施，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进行体会。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想象数字文化
能够这么“移动”。但是它的确如此。
另一个例子，最近在电脑基础设施方面有一种叫云计算的发明，通过将电脑
设备从保存他们自己的安装软件和存储容量的需求中解脱出来，有非常巨大的移
动潜能。云计算是一种互联网电脑运转的基本转入。此刻，大多数网络计算运用
分散的基础设施模式。人们拥有强大的设备(比如个人通信业务)，他们可能安装
个性化的软件，有巨大的储存容量运转和储存个人的软件和数据。在云计算模式
中，数据储存、软件条款、服务者条款和维护被集中起来，交给维护和规定这些
基础设施的供应者。供应者允许个人客户运用它们，很像电气公司通过集中电源
再给个人供应的方式(Carr，2008)。
这实际上意味着个人和组织可以节省购买软件的费用，也不会因软件使用
过多或过少而承担相应责任，也不用为软件的维护及安全而烦恼，在他们购买两
年后可以自由地更换电脑和设备。组织同样也免于承受购买和维护服务系统的重
担。从概念上看，这意味着个人的设备不用那么强大，因为对储存和计算能力的
要求不多。相反，设备更多地依赖于强大的网络连接，利用软件和数据。这些设
备有可能会越来越小巧，便宜，使用简单，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将更紧凑和可
移动。云计算有提升新生活的潜能，但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这取决于
“文化”。
本书结构
检视经济和社会对“信息社会”的影响，要客观地分析在主流消费者和媒介文化已经日益重要的文化形式的位移和融合，这对全面理解数字文化很重要。因此，本书试图融合和明晰两者的联系，即更多地基于经济的“信息社会”，聚焦数字媒体和多媒体的生产、使用和消费的文化研究的文献。本书的目标是：
● 平衡有关信息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出现的大量批评；● 将这些发展纳入全球化、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讨论；● 对于日常活动中日益重要的可移动性的、无线的、融合媒体技术和形式的研究，要更突显和语境化；● 检视信息社会出现的方式，对不平等、权力、身份、共同体和归属感等老旧的社会文化话题，提出新挑战和转变；● 描绘新媒体产生与其消费下的文化形式变迁图谱；● 用一系列当代数字文化研究的案例阐明以上观点。本书非正式地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三章)通过检视数字文化革命性要素出现的技术和经济背景，详细阐述“基础—上层建筑—基础建设”的观点。第二部分(第四～六章)继续检视不平等、政治、隐私等社会问题，以及信息时代它们是如何成为问题的。第三部分(第七～十一章)聚集于信息社会的“文化”，并检视信息里的身份、社群和人体。有4个当下的案例研究分散在几章里，用以阐述前面几部分提出的浮现于日常生活的问题：“数字文化”的生活环境是如何产生的。本书的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在很大程度上说，第一章是这本书的基础，并试图回顾数字媒体的核心要素。通过Lev Manovich、Roland Barthes、Gilles Deleuze和Jean Baudrillard等作者的讨论，此章基于技术进程、文化形式和沉浸式体验三种主题来帮助读者理解数字媒体，这三个主题结合比较过去媒体与当下数字媒体的创新；然后检视了视频游戏案例，它们是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创造的独特性文化产品，并对传统文化范畴提出挑战。
第二章讨论信息时代的经济基础。通过讨论Kondratieff 、Schumpeter、Bell、Castells等学者的著作，回顾了后工业主义、信息社会、后福特主义、全球化，以及作为经济范畴的网络社会的概念。这就引入一些讨论，如“失衡的经济”和知识产权以及失衡的经济造成的影响。
第三章通过观察技术创新的现实(技术融合)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管理融合) 的媒体工业的结构变化(媒体工业融合)，检视媒体融合的问题；然后通过集中于Henry Jenkin的“媒介融合”的概念、Axel Bruns“生产使用”的概念，分享媒体实践，来讨论媒体融合体验；最后探讨融合文化下的音乐工业。
第四章通过国内的数字鸿沟的概念考察不平等的社会问题。这将证明这样一个观点：不平等不仅仅是经济和基础设施通道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问题。本章最终以一个手机能够帮助克服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障碍的潜能的讨论结束。
第五章考察隐私的概念，以及现代技术如何挑战现代西方的隐私理念和私生
活的权利。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里一直关注这个主题，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关注
商业规则，特别是从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到市场的实践，在现代隐私观念里开始
走向变化。
第六章提供了数字网络时代抗争、政治和战争管理的一般性讨论。首先是身
份政治的一般性讨论，新社会运动将面对“网络政治和抗争”的主题，基于信息
通信技术的社会抗争的策略、意识形态和组织将会被检视。要强调的是网络分权
的概念。这个概念将为传统网络战提供背景。
第七章思考一个在讨论数字媒体时很早就出现的主题“身份”。叙述身份作
为与之相关的网络是如何被讨论的，从Sheey Turkel 早期作品中关于多用户域名
提及的网络文化到个人网页、博客、社交网站，甚至最后，在线世界替身的应用
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
第八章考察数字时代的共同体概念。“空间”的角色得到更广泛的讨论。通
过传媒技术的使用，当空间变成更小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关系是如何转变的。
“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思考“现代性”和“个人主义”时得以讨论，并最后与“互
联网”对比。结论是，最好根据日益增长的“网络”，而非“共同体”来看待线上
和线下两种形式的当代归属。本章以一个关于社会网络价值和在网络社会中通过微
博建立和维护“现场”的案例结束讨论。
第九章思考技术和人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如何助力于重新定义什么是人
类的概念。更具体地讲，本章调查了后人文主义几种可以在数字文化语境中思考
的形式，即赛博关系、极端主义(extropianism) 、去身体化(disembodiment) 和技术
化身；然后检视了批判人性(作为“思想”或作为“主体”)被化为信息的观点，
即可进行操作和变异；接着考察作为一种技术的化身，技术应用是人类本身的一
部分，以及利用使用手机的例子和“环境智能”，论证如何利用新技术改变与周
围世界的关系。
宽泛地讲，书中涉及的主题并不止这些。和一些类似的书相比，本书更专
注于“文化”，较少关注诸如“立法”、“犯罪”、“远程教育”和“电子商
务”，尽管这些主题在各个点里像友情客串。我希望，它提供一些有用的和值得
深思熟虑的东西，不仅描述现代社会的数字文化，而且把我们带入正在经历的经
济和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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